紧紧的握住你的手，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人物介绍

王庆同，1936年生，南京人，祖籍浙江，中共党员。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宁夏日报编辑、记者。1966年至1983年在盐池劳动、工作，后任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著有新闻学专著和文学作品集多部。出版《我的宁夏时光》《青山无言》等。作品多次获奖。

回 眸

初出茅庐上底色

1958年夏，我大学毕业，到复刊不久的《宁夏日报》当编辑。当年秋，报社派资深编辑郑禄和我报道宁夏大炼钢铁大会战的事。我们乘班车到平罗，步行经大武口，走山过沟蜿蜒前进，日落时分抵达贺兰山深处一个小村子，人称大磴沟。宁夏大炼钢铁大会战指挥部驻在此村。郑禄带我每天走沟爬梁，写时兴的土法炼铁报道。郑禄是第一位领我练脚力的师傅，为人正直办法多，我感激他。

次年春，银川毛纺厂倡议全区工矿企业开展劳动竞赛，报社工商部主任顾页带我和另一位编辑到各地深入采访工矿企业的干部、工人响应银川毛厂的倡议，发表了《东风吹遍宁夏川》系列通讯（1959年）。顾页带我们住西大滩车马店（没有别的店），与装卸工人一起睡大炕，被褥气味不好，顾页却说笑话，逗我们乐。一次，乘羊皮筏子过黄河到上下河沿，我们穿着湿漉漉的鞋袜（水浪打上羊皮筏弄湿）走在煤灰路上，爬岗下井（煤矿）采访。顾页吃苦耐劳，与工人农民基层干部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感染着我。顾页是我新闻工作的引路人，我的好师傅。

我采写过一些重点报道，如1961年8月我从六盘山十字路口步行二十里到蒿店采访社队手工业，为编簸箕、背篼的老汉抱柳条，观察体验到一些生动细节，写成通讯《蒿店见闻》；1962年4月我到炭山煤矿采访，先下矿井后开座谈会，写成《炭山行》；1962年8月我随海原农具厂修配小组下乡，翻山越岭，工人师傅修农具我给递工具、配件，顺便采访农民、生产队队长，写成《更好地支援农业——随修配工人下乡的日记》，在《宁夏日报》连载两天。我还曾到银川新城采访一位劳模售货员，陪她站七个小时柜台写成报道。徐世祥（时任宁夏日报社工商部副主任）五十多年后赠诗说“识君工商站柜台”。我问何意，他说：“你站柜台采访售货员，我与顾页背后夸呢。”

不是说我采访和写作多么好，而是顾页、徐世祥、郑禄等人的工作作风和为人的影子，留在我的新闻采写中。

人生有底色。初出茅庐遇见好师傅，就染上了好底色。师傅们均去世，我怀念他们。

那——达达

1958年8月二十二岁的我大学毕业，与几位同学自愿到银川工作。在火车站外面的帐篷里，我们坐在行李上，等宁夏工委的车来接。好大一会儿，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在帐篷门口大声问：“谁（Shé）是北大的？”我们几个同学一齐站起来说：“我们是北大的。”他说了一个字“走”。我们提着简单的行李跟他爬上一辆卡车，“走”了一个多钟头，来到宁夏工委招待所（几排平房）。第二天，一位四个兜的干部自报是宁夏工委组织处（部？）的，宣布我和几个同学到“日报社”。我问“日报社”是什么单位。他说,就是宁夏日报社，到羊肉街口一问就知道。次日早晨，我们摸到羊肉街口。我问一位中年人日报社在什么地方。他手指前方说，那（nuò）——达达，对（dui）着直走。”

这是第一次听到把“那”读作nuò，他配以手势，尾音拖长，甚是好听。我在“那——达达”的几排平房（中山南街路西“日报社”编辑部），开始做起宁夏的新闻梦。

当年，我行走在盐池县北部的一条沙路上，领我的社员赶着载我行李的毛驴车走前头看不见了，我只好在“边”（古长城）跟前问一位赶驴驮水的大嫂。请问双井子在哪里？她说，你问双井子吗？那——达达。她的手指向一个看来是很远的地方，“那”的拖音很长很长。我在双井子（后分队为油坊梁）干活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也不算很短，连皮算是九年。

其间经过一番曲折，1983年我四十七岁，到宁夏大学中文系教书。再经年，退休。有一次，拉着宠物狗在校园溜达，被一位陌生人拦住问：某某学院在什么地方？我抬手指一个方向的楼房说：“那——达达，七弯八拐的。”他茫然，迟疑片刻明白了，朝我手指的方向走去。我的“那”的拖音较短，只有百米左右么。至于“七弯八拐的”是真的，那时“某某学院”的确在一个拐几道弯的僻静处。

从听人说“那——达达”找到平房（日报社）到我说“那——达达”手指楼房（宁夏大学），是我数十年在宁夏所挑“扁担”的两头。楼房这一头与平房那一头，加上两头之间盐池劳动、工作的另一头，三“头”相加就是我宁夏时光的全部。而宁夏大学楼房这一头更是岁近“知天命”重新开始专业工作的地方，承载着我践行初心最后一搏的使命。在同事们的配合下尽我所能参与培养新闻与相关专业学生数百名。年届耄耋，一些学生视我为长者、朋友，还与我来往。我感到生活充实而有趣。由“那——达达”启始的“宁夏行”，已带我走过“七弯八拐”的历程，并将到达更遥远的“那——达达”而终结。

谢谢“那——达达”！

杂——碎，杂碎

大约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二十四岁的我(时任宁夏日报社记者)到盐池采访。那时县委西边的十字路口，有一家小铺子，早上太阳两人高的时候，一个老汉站在门口吆喝：“杂——碎，杂碎！”银川吃不到这种东西，我肚子油水寡，就跑去问老汉：“要粮票不？”他说：“不要粮票，一次买一碗。”我进去先吃了一碗，油汪汪的，先把面肺吃了，再吃肝肚，美气得很。我有意在盐池多“采访”两天，每天一碗杂碎，有时早晚各一碗杂碎。

十四年后，1974年，我被生产队派到柳杨堡修路。一天下小雨，工头宣布歇工，我就随几个同伙以急行军的速度进城“吃肚子”（吃饭），还专门注意那个十字路口的杂碎摊，可惜已经没有了。我们进了一家馆子各吃一大碗臊子面外带两个油饼。尽管“吃了肚子”，但十几年前那“杂——碎，杂碎”声和令人咽口水的杂碎香味，仍在我脑际盘桓，而且延续到今天，我至今记着那个声音、那种香味。

如今看着体检报告上写着“忌食动物内脏”，杂碎是忌了，回味却不愿割断。“一饭之德”当“涌泉相报”，何况几碗杂碎。我揣着一支笔，只好写些空话了。